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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(上)

作者:昌明老和尚      来源:《昌明大师论文选》      日期:【2016-08-01 13:15:07】

相互宜合,各尽其力,必然同舟共济,皆抵彼岸;相互抵牾,各揣二心,必然桅倾楫摧,或挫或亡。大千世界,万事万物,莫不遵循这条规律。宗教与社会,或相适应,或相抵牾,必然导致或兴或灭的两级结果。此条社会规律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容不得半点主观意念。唯物质主义哲学家和宗教学者历来对此有着共识;一切有哲学头脑的国家的、宗教界的领导人,无不以此规律为出发点来制定诸般政策。

众所周知,社会的发展受客观规律支配。这条规律应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原始社会——奴隶社会——封建社会——资本主义社会——社会主义社会——共产主义社会,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,就是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规律所决定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地演变。自然崇拜——精灵崇拜——祖宗崇拜——神灵崇拜,这一宗教演变过程,显然为社会的发展所决定。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,那么,宗教这一意识形态必然要适应于决定它的社会。

以上为本文论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哲理基点。

 

一、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

人类历史显示,佛教既然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,就应该研讨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的问题。

  (一)从佛教兴衰考察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

佛教历史的回顾,不难结论,佛教的兴衰决定于佛教是否适应于社会。

打开印度佛教史,怵目惊心。释迦牟尼逝世后的1600馀年之间,佛教分化、发展、衰败,终于在公元12世纪灭亡。虽然19世纪后期从斯里兰卡重新传入,但信奉者寥寥。直到1956年,“不可触种姓”的领袖贝德卡尔掀起改宗佛教运动,在“人不是神创造的”和“一切众生平的”的佛教宗旨的弘扬下,在7000万的“不可触种姓”人中有2000万改宗佛教。虽可谓复兴,但从1984年中国佛教代表团访印时所见所闻来看,印度佛教仍步履艰难。

我们不禁掩卷发问:为何阿育王朝(公元前3世纪)佛教兴盛?为何波罗王朝、斯那王朝(公元12世纪)佛教衰亡?在千头万绪的原因之中,佛教是否适应于当时社会为其根本原因。

佛教经三路(丝绸之路、南洋海途、蜀布之道)传入中华,中华逐步成为弘法圣地。而数典经年,几经兴衰,荣辱沉浮,起伏连绵,佛教界既有过兴盛之喜悦,也有过衰败之悲苦。中国之佛教,按黄忏华著《中国佛教史》的划分,经历了东汉之肇始、东晋之进展、隋唐之光大、五代至清之保守等四个时代,而每个时代无不有兴衰往复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可列表进行解说:

 

时代

朝代

求法、译经、兴佛

禁佛、灭佛

汉哀帝元寿元年(前2年)

伊存授经,佛教正式传入中国

 

东汉明帝永平十年(67)

遣使西域访求佛道

 

东汉桓帝(147~167)

西域经师来华广事宣译

 

东汉灵帝(168~188)

译经

 

西晋诸帝(265~316)

译经

 

南朝宋文帝(424~453)

厚佛

 

南朝梁武帝(502~549)

舍道归佛

 

北魏道武帝(386~408)

兴佛

 

北魏太武帝(424~451)

 

灭佛(一武之厄)

北魏献文帝(466~470)

兴佛

 

北魏孝文帝(471~499)

兴佛

 

北周武帝(561~578)

 

灭佛(二武之厄)

隋文帝(581~604)

兴佛

 

隋炀帝(605~617)

兴佛

 

周武后(684~704

兴佛

 

唐玄宗(712~755)

兴佛

 

唐武宗(841~846)

 

灭佛(三武之厄)

五代吴越王(907~931)

崇佛

 

五代周世宗(955~959)

 

灭佛(一宗之厄)

宋太祖(960~975)

兴佛

 

宋太宗(976~997)

兴佛

 

宋真宗(988~1022)

兴佛

 

宋徽宗(1101~1125)

先崇佛,后弃佛崇道

中期禁佛兴道

南宋累代(1127~1279)

护佛

 

元世祖(1260~1294)

兴佛

 

元代诸帝(1279~1368)

崇佛

 

明代诸帝(1368~1644)

兴佛

 

清世祖(1644~1661)

皈依禅宗

 

世祖以下诸帝(1622~1911)

 

严加禁约佛教

太平天国(1851~1864)

 

灭佛

 

由上表可见,封建社会的中国,佛教惨遭“三武一宗”的厄运,宋太宗兴隆佛教之后,迄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,951年,佛教虽处于保守的境地,与印度佛教相比,中国应是当仁不让的弘扬佛法的圣地,但清代诸帝的禁约,太平天国的毁灭,至此,佛教一蹶不振。我们也要掩卷发问:中国佛教几度兴隆,几度毁灭,其故安在?考察宋徽宗对佛教崇敬和禁止的反复,特别是唐武宗的灭佛,不难看出封建时代的佛教,顺其社会潮流时则昌,逆其社会潮流时则忘。总之,不可违反宗教适应社会的原则。

纵观世界各国的佛教史,或盛或衰,或兴或亡,无不取决于佛教是否适应于其社会。道安祖师说得好,“不依国主,则法事难立”!适应律主宰着任何宗教的命运,历史证明了这一点。故此,我们考察当今佛教之命运,必须考察佛教顺乎世界潮流、顺乎所在国之社会潮流的情况。否则,不得要领,隔靴搔痒。

当今寰宇,佛教无所不在,是世界性的佛教。然而,不同国度、不同民族,佛教的境遇各异。当代中国是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,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,接受历史教训,要兴隆,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。

  (二)从佛陀佛陀原旨考察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

佛经浩如烟海,佛陀原旨又是什么?简言之,释迦牟尼以无常和缘起思想发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,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,基本教理是五蕴、十二因缘、四谛。《增一阿含经》:“诸佛世尊,皆出人间,不在天上成佛”。释迦牟尼表示:“我亦是人数。”可见佛教乃人教而非神教,人人依持经、律、论三藏,修持戒、慧、定三学,即可成佛。《坛经》:“不离世间觉。离世觅菩提,恰如求兔角。”太虚大师指出:“仰止唯佛陀,完成在人格。人成即佛成,是名真现实。”一语破的,佛之原旨,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”。顺印法师指出:“人类学佛,只是依于人的立场,善用人的特性,不碍人间正行,而趋向于佛经的完成。”综上所述,既然佛在人间,佛法在人间,既然当今的佛教徒要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生活,那么就得面对现实环境,适应社会主义社会,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公民,才能修持佛法,才能成佛。中国的佛教徒若不能适应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,一切均将化为乌有。

  (三)从佛祖的使命感考察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

何谓佛?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也。释迦牟尼佛祖是极有使命感的,他在得道成佛即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之后,往鹿野苑为阿若憍陈如、頞鞞、跋提、十力迦叶、摩男俱利等5位修苦行的侍者说“苦、集、灭、道”四谛法门,使其漏尽意解而成阿罗汉,世间始有佛、法、僧三宝。英国的亚当斯·贝壳著《释迦牟尼的一生》一书详尽地记述佛陀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后宣讲佛法、普度众生的圣迹。当今的中国佛教徒的使命感是什么呢?对世界而言,就是1984821日在“世宗和”第四届大会所通过的《内罗毕宣言》的要旨,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宗教,以裁减军备与维护世界和平为自己的一大使命;对国内而言,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,佛教徒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,以报国土恩为自己的另一大使命。总之,爱和平、爱祖国并为之而奋斗乃为中国佛教义不容辞的使命。既然如此,佛教要完成使命不在天国而在世间,中国世间是社会主义社会,佛教必须适应于它。

总之,佛教是要报国土恩的。既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,那么佛教也只有适应社会主义社会,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献出绵薄之力。